这个家庭留下的记忆躺在一只带“喜”字的红色皮箱里。如果只是翻看这些照片，很难在其中找到异样的蛛丝马迹。
那时，小峰的父亲在外国渔船上做海员，举止做派像个十足的城里人。在儿子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中，他戴着当时流行的茶色蛤蟆镜，穿着黄色圆领T恤衫站在美国街头，潇洒地摆了个叉着腰的姿势。
第一次出国打工回来，他带回了10万元人民币，娶了外村的姑娘，换了新房子，还买了彩色电视机。在1992年的农村，这让邻居羡慕不已。
结婚没多久，他又出海了。海上生活孤寂，渔船几个月才能靠一次岸。几年后他回国时，在机场入境抽血检测时被查出感染艾滋病毒。那是1996年，他成为丹东市第一例艾滋病患者。
当宽甸县防疫站接到这份化验单时，已经是3个月后了，这对夫妻此前毫不知情。工作人员急忙去为他的妻子采血化验。为了不引起村民的注意，防疫站把车开到村子旁边，人悄悄地走进去。只是，谁也不敢掉以轻心，工作人员戴上了手套和口罩，还穿上了防护服。
血样送到市里检测后，结果也是HIV阳性。
这对夫妻却没把它当成什么大事。身体没有出现症状的他们一度认为，是化验单搞错了。尽管有村民模糊地回忆起，那段时间他们曾经大吵过一次，娘家的亲戚还怂恿他们离婚。可俩人继续过着自己的小日子，甚至不顾防疫站劝告和亲戚反对，打算偷偷要一个孩子。
1997年11月，小峰出生了。他从母亲那里得到了一对单眼皮，还有艾滋病毒。
不知从什么地方得知这一消息的某家本省媒体，报道了这个故事，并在文章中提及真实的个人信息。恍然大悟的村民们这才如临大敌。
村庄往日的秩序不复存在。首先消失的是朋友，他们很少再去串门。接下来是工作。擅长泥瓦匠活的父亲在附近打零工，风言风语很快就传到工地上，老板第二天就把他的工钱结算了。
还不懂事的小峰也成了村民眼中的“危险人物”。几年前电视台来采访，呈现了这样的画面，系着红领巾的同村女孩一板一眼地说：“我妈不让跟他玩，怕传染艾滋病。”
王立军从外村来给小峰授课，很快就感受到了空气中飘荡着的恐惧。一次，他在村口理发店剪头发，有人当着他的面毫不掩饰地对理发师说：“哎呀，你以后可别让那小孩来剪头了，你这生意不就砸了吗？”
小峰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在亲戚们的记忆里，幼时的他长得“滴溜儿圆”，爱说又爱笑，跟现在完全两个模样。只是，他从来也没有朋友。在一位小卖铺老板的记忆中，他总是一个人推着小铁圈在路上玩，那是他偷偷拆掉的家里冰箱轱辘。
2004年，小峰7岁了，他时常到村小的铁栅栏门前张望——村里几十个小朋友都在那儿，他想和他们一起打弹珠、摔烟卡。父母也希望他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去学校读书。
“你彪(傻)了？别人不干你干呀！”
小峰入学第一天，村里许多人就从教室里领走了自己的孩子，还有家长代表跑到乡政府上访，坚称：“要是他来学校学习，那俺们孩子只能转学。”
学生越来越少。到了集体罢课的第三天，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校长让小峰母亲把孩子先领回家，然后向防疫站和乡政府反映了这件事。
当时，地处边境的宽甸县刚刚被划为全国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领导们对这件事挺重视。县教育局、防疫站、乡政府及村委会4个部门的负责人很快赶到村小，和61位学生家长召开了座谈会。
座谈会一开始，防疫站工作人员就把艾滋病的3种传播途径又解释了一遍：“这个病日常生活接触不传染，打喷嚏、咳嗽都不会传染。”
“那如果孩子玩起来，我孩子手破一块皮，他手破一块皮，感染上艾滋病了怎么办？你政府能不能承担这个责任？如果承担这个责任，我们也认了。”一位家长反问道。
没人能回答。
最后，家长们妥协的结果是：小峰到村小上学后，要安排老师单独为他授课，家长接送，并且与正常上学放学时间错开。可一个月过去了，学校还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授课人选，找的两个老师都声称“身体不好”。
5次集体讨论会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最后，分管教育的副乡长刘晏清在第六次协调会上提出，只能在学校对面的村委会里开设“爱心小学”，聘请一位退休老师单独授课。
刘晏清心中的第一人选是乡农机站技术员老金，他高小毕业，又算干部，这位副乡长希望他能“从大局出发”。然而临近开学，老金突然反悔了：“刘乡长，我不行呀，主要是我媳妇不同意。如果我去当这个老师，我们家就要把我开除了。”
刘晏清又问了几个人，结果还是一样。这时已经是11月了。王立军是他找到的第五个人。
接到刘晏清电话时，王立军正被抽调到小峰家这个村，刷写防艾标语。如今，他亲手刷上的“相互关爱，消除歧视”8个白色大字，还留在村小的砖墙上。
王立军黑且精瘦，额头上横着5条深深的抬头纹，手上还有被玉米杆割破的紫色伤痕，看上去像个十足的庄稼人。他当过十几年小学老师，后来调到乡文化站工作。乡镇事业单位改革时，他符合工龄30年的条件，只能提前退休。
王立军在电话里爽快地答应了刘晏清。他不是本村人，但也听说过这家人的事。他看过宣传册，知道艾滋病“不像2003年非典那样兴师动众”，它是可防的。
“不是说咱思想境界高，一开始我是冲着钱去的。”他一摆手，半开玩笑地说。其实他并不知道政府能给他开多少钱。
回到家，王立军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我明天又要上班了，还去学校当老师，就教一个学生。”他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一个艾滋病小孩。”
“你彪(东北方言，傻的意思)了？别人不干你干呀！”妻子急了。任凭王立军接下来怎么解释，她只有一句话：“你要干就别回家！”
那天晚上，王立军和女婿说起这件事时，妻子仍在旁边不依不饶，“你看，他是不是有病？”女婿倒挺开通，“没事，这个病就那几个传播途径，别听他们瞎说。”妻子没再说什么，王立军就当她默许了。
2004年11月20日，“爱心小学”在村委会里开学了。学校里只有两个人，操场是村委会的院子，唯一的教室不足10平方米，篮筐是绑在电线杆上的一团铁圈，只有村小那个标准篮架一半高。
见到小峰第一面时，王立军有些意外，这个被母亲领来的小男孩，瘦小得不像已经过完7岁生日的样子。在母亲的提醒下，小峰叫了声“老师”，又鞠了一躬。王立军伸出胳膊，一把将他搂在怀里。
“别听他们的，他们都瞎说，咱不是那种病。”
村里有了两所小学，相隔仅百米，坐在村委会的这间教室里，能听见对面学校清脆的上课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