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当地市政府汇报工作，方继凡总是向市政府领导“哭穷”。“每次市领导问我有什么困难，我都是直言不讳地说就是缺钱。”他说。
方继凡是安徽省黄山市黄山区新明乡三合村的村委会主任，他的另外一个身份：黄山市猴坑茶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最近在一家杂志社主办的论坛上，他还被评为“中国十大农村带头人物”之一。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展得风风火火，我们农民很欢迎这些建设，可是资金方面的支持实在太少了。”方继凡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直言。
“缺血”之痛
2006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达到了3397亿元，但是这些钱对于彻底改变“三农”状况还是杯水车薪。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巡视员张红宇在一次论坛上承认：“农民感觉到得到的信贷支持越来越少。”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金融支持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要素。”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向记者表示。他认为，这里面有金融改革的步伐问题，也有金融机构设置的问题，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各方面都很重视这个问题，很有发展希望”。
张红宇表示，近几年金融市场化改革致使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撤销了在农村的网点，越发加重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困难程度。有限的贷款也仅限于经营规模较大、风险相对较小的农业龙头企业。
“在农村，只要是有能力利用低息政策从银行贷出款来的人，必定是当地有钱有势的人。”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茅于轼此前向媒体表示。
在茅于轼看来，在农村拥有市场的邮政储蓄只存不贷的经营模式，用低息政策从农村贷出的钱并没有用于农村建设，致使农村资金大量流入城市，形成了农村的“失血”。
“小企业如果在发展过程中得不到任何支持，很难成长为龙头企业。”方继凡承认自己的企业和龙头还有一定距离，这也意味着他只能自己想办法。
这些办法就是向农民集资，或者借高利贷。幸好他的企业效益好，总是能很快还上这些“贷款”，这些年也没有出过什么事情。
小额信贷探索
1993年，茅于轼与汤敏在考察了中国若干贫困地区后，决定在山西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试点小额贷款扶贫基金。目前，这项贷款的年利息从当初的12%升到了18%，试点从当初的一个村扩大到了10多个村。
事实上，这是中国周边很多国家都在尝试的一条路。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和柬埔寨等国就是通过小额贷款解决了一部分农村金融问题的。一个月前，孟加拉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及其创建的孟加拉乡村银行荣膺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这触动了中国不少官员的心弦。
从2005年年底开始，小额贷款公司陆续在山西平遥和四川广元等地挂牌，中国的多元化农村金融政策拉开了序幕。汤敏向记者表示，到这些试点地区考察后他感觉到，这些方式不需要农民以固定资产抵押，能够解决一部分农民贷款问题。
鉴于小额贷款在中国农村还大有潜力可挖，汤敏建议，经过二至三年的投资期、完全做到财务平衡后，可以以商业模式来运作。农村金融要取得成功，就要有一种与一般商业银行不同的贷款与还贷机制。
在3月份的“两会”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和汤敏还提出了“龙头企业+担保公司+银行+农户”的四位一体模式，即由龙头企业成立一家专业的担保公司，来担保和其关系紧密的农户向信用社或农行的贷款。
汤敏透露，目前，这个模式还在筹备之中，没有正式启动，但他对这个模式试点很有信心。同时他也承认，这些模式只是能解决农民信贷的部分问题。而更多问题的解决则需要依赖中国的金融改革。
“只有打破界限，让更多金融机构参与进来，才能彻底改变现状。”汤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