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城市和农村的理想图景，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锡耶纳派画家安布罗乔?洛伦泽蒂(Ambrogio Lorenzetti)，为锡耶纳市政厅的会议室创作的《好政府与环政府的寓言》著名壁画，作了颇为形象地表现：
全景，移动的视点，安布罗乔引导观者经过所绘的锡耶纳的街道、小巷和广场，穿过城门，来到托斯卡纳的乡村。在城里，有骑马出行的青年男女，正在买卖交易的商铺，衣裾飘飘、翩翩起舞的少女，还有一些人还在修缮房屋;在乡村，有赶着牲畜以及正在收获的农民，青年人们在收获后的田野狩猎，以及出行的商旅。在分隔城市与乡村的城门上空，城市守护神手里展开着长卷，上面写着：“没有恐惧，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出行，耕者有其田……”一个从城市到乡村，秩序井然，安居乐业，歌舞升平，充满和谐的社会跃然画上。
可见，自西方有城市和乡村之分以来，关于城乡的理想社会格局，就不是现实中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分裂，而是城乡二元文明的共生共荣。
城乡关系：由“剥削型”走向“再生型”
城市长期以来唯我独尊的肆意发展，占有了绝大多数的资源;而农村在城市的扩张中承受了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耕地缩小、土壤退化等代价，导致农村的凋敝和衰落，积淀在历代集体意识中的“乡愁”已无处寻觅，现实中“故乡”早已面目全非、无法归去。这种城乡关系是城市对农村的“剥削型循环关系”。
“对抗”，已是横亘在城乡之间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城墙。城市依靠“剥削”农村维持自身的生存和扩张，而城市的扩张又带来更多数量的人口涌入，为了应对增加的人口，城市只得进一步扩大，进一步占有农村耕地，继续无止境地“剥削”农村。
恰如目前，“空心村”和“鬼城”可谓城镇化进程之殇：前者关联农村;后者关联城镇，看似各持一端，实为一体两面：凋敝的“空心村”使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城市不堪负重，城市病问题严重，阻滞了城镇化的进程;沉寂“鬼城”式的城镇，自身既无产业支撑、难以为继，遑论给乡村输血、支持乡村的发展，也同样无法实现优质的城镇化。
其实，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关系受了基于功能的分离主义的影响：在功能主导的分配下，农村是农业和自然经济之地，城市则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是组织统治和市场经济之地。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以城市为中心，城市拥有对乡村的主导性，导致了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一战前夕，英、美、德、法等国家绝大多数人口都已生活在城市，城市俨然是富足的标志和文明的象征。
上个世纪197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化的纵深发展，各种逆城市化现象开始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出现。城乡对立关系开始扭转，一种新型的城乡关系开始被提上日程，并已影响中国：城乡共生关系。
“共生”(“symbiosis”)本是一个生态学概念，由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ery)于1879年提出。德贝里指出，“共生是一种自然现象，生物体之间出于生存的需要必然按照某种方式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形成共同生存、协同进化的共生关系”。随着“共生”内涵扩延至社会、经济、哲学、文化等领域，从一般意义上说，“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的共生环境中，按照某种形式形成的关系。
这里的“共生单元”，是指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它是形成共生体的基本物质条件。“共生环境”，是指共生单元以外所有因素的总和。共生单元按照某种形式形成的关系，即是“共生模式”。(袁纯清《共生理论及其对小型经济的应用研究》，《改革》1998年第2期)
依据共生理论来看，城市和乡村，这两个异质空间结构，可以看成一个共生系统：中心城市、中小城镇、乡村便成了这个共生系统之中的“共生单元”。所有“共生单元”相互依存，互换物质、信息、能量等，共同进化，形成互惠互利的“共生关系”或者“共生模式”。
在“互惠共生”的共生关系模式下，城市与乡村不再是“对抗”和“剥削”关系，而是一种“再生型循环关系”。城市发展要考虑农村的承受力，使农村始终维持在可再生和可持续发展水平上。城市不再是对农村“剥削”，而是“反哺”、“回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城乡一体共同发展。
城乡产业共生
新型城乡“互惠共生”模式，需要城乡共生系统内各共生单元之间具有一定的共生度和关联度，也就是城市、城镇、乡村共生单元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关系的程度。这种共生度和关联度的具体体现，就是各共生单元的物质、信息、能量等的互换互动程度。比如城市和乡村之间在资源、要素、市场等方面的联系、协同、流动、共享程度。其中，在最重要的经济领域方面就体现为产业共生和产业关联度，也就是在城乡之间建立产业链，产业一体化。这里的产业一体化，是指在城乡产业链中去除以城市为中心的金字塔式层级结构，实现多元主体(城市、小城镇、乡村等)的巢状结构，构建一种“民主”“平等”的城乡产业共生关系。
无论是当下的“产城融合”，还是“县域经济”，在强调以产业带动城市(县城)经济发展的同时，更应注重城市产业与农村产业的产业共生。否者，产业发展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仍然为城市独享，再次形成新的城乡差距。
在城乡产业共生方面，荷兰农业合作社的产业模式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成功路径。
荷兰农业合作社的产业模式可以简称为“家庭农场+合作社”，这种产业模式现已成为世界现代农业经济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球6家最大的乳品公司中，一半属于合作社性质。
以荷兰皇家菲仕兰合作社为例，其组织形成和架构是这样的：
荷兰的家庭农场主，自发组建大规模合作社。合作社通过组建加工、销售的公司，向产业链下游发展，以工业和商业利润反哺农业。
家庭农场主是整个产业链的主人。合作社的各级管理人员和重大事宜决策，均通过会员农场主投票表决。合作社下属的跨国公司高管的任免和考核，由会员农场主代表和外部专家组成的公司监事会负责。合作社是菲仕兰公司唯一的股东，其首要目标就是使农场主获得可观的收入。
2012年，拥有近2万名会员农场主的菲仕兰公司销售收入达到103亿欧元，相当于伊利、蒙牛、光明三大乳制品集团的总和。合作社一个中等规模家庭奶牛农场的营业收入合计约为29万欧元，经营利润6.4万欧元。菲仕兰合作社和乳品公司不仅支撑了当地一座中型城市的繁荣，还保证了农村的农场主的可观收入，使其获取了最大化的效益，从而成为体面的职业农民。
在荷兰农业合作社的产业模式中，农民立足农村家庭农场，组建合作社和公司，成为工业和商贸公司的股东，掌控整个产业链，做强家庭农场，做大合作社和公司，由农村到城市，实现工农商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既繁荣了城市，又富裕了乡村，城乡真正实现了“共同生存、协同进化”。
一个城乡“互惠共生”的理想情景是：
城市以其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吸引农村资源、要素流入城市，创造的价值回流农村带动农村经济和生活发展;农村以其有机新鲜的农产品、美丽的生活环境、田园的生活方式等给予城市优质的生活保障和休闲场所，城市文明、乡村文明，二元互补，和谐共进。
恰如篇首提到的安布罗乔壁画中所绘那样，城门大开，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出行于城乡之间，这才是城市与乡村应有的自然之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