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体制内的高级检察官，8年来像侦探一样推理调查，面临讥讽、不解甚至菜刀的威胁。他冒着得罪20多年的同事的风险，想推动一桩陈年疑案的再调查。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一根筋的老刘
追查“两梅案”已经8年了，退休检察官刘炳华最近陷入焦虑状态：他坚信这桩发生于1995年夏天、轰动上海的故意杀人案另有真凶;但是，再过10个月，该案将结束20年的追诉期效，真凶将逃脱法律制裁。
中秋节这天，他穿着蓝色检察官制服，夹着公文包，提着一盒月饼，挤了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去看望“两梅案”的核心当事人——— 梅吉祥的妻子顾黎敏。
不巧，对方已经搬家。他找到顾的亲戚家，对方在电话里，让他赶紧把月饼带走。刘炳华不死心，辗转去了顾的另一个亲戚家，结果被几个小伙子推搡出门，眼镜也摔碎了。
花了一天时间，月饼没送出去，还赔了一副眼镜。但刘炳华并不沮丧，他安慰自己，最起码对方没有拿出菜刀威胁他，也没有像往常一样报警。
他以不容置疑的高亢语调对南都记者强调，“我们今天非常成功，最起码知道她已经搬家了。”
他总能在重重挫败中，找到微小的闪光点，然后将其作为坚持的动力。
2006年，刘炳华刚开始追查“两梅案”时，很多同事私下议论，这个刘炳华管什么闲事?
当时，他在上海市检察院机要科工作，负责行政事务。
追查这个案子，明显不属于他的工作范畴。同事许坤(化名)回忆，曾就这个案子与他们讨论过，“当时他也只是有些怀疑”。
更棘手的是，“两梅案”被评为1997年上海市市级机关百件好事之一，并入选《资深检察官办名案》一书。插手管这个“闲事”，必会得罪当年的检察官，而后者是刘炳华同一栋楼里办公的同事。
最尴尬的时候，刘炳华在单位碰到当年两梅案的公诉人。追查两梅案后，两人有时会在单位的电梯里遇见，两个人头一低、别过脸，都没有打招呼。
刘炳华坚信自己做的事情是对的，他只认道理，并不针对个人，“我不怕他们，是他们怕我。”
“像他这样的检察官，全市1000个人里也找不出1个。”刘的同事许坤对南都记者说。
“一根筋”，这是同事和家人形容他时最常用的标签。上世纪80年代，刚从崇明农场来检察院工作时，刘炳华沿袭着农场的生活习惯，穿解放鞋上班，遭到同事们笑话。刘炳华义正辞严，解放鞋怎么了?
几年前，最高检的一位局级干部来上海出差，刘炳华找她谈完工作，正是晚饭时间，便说：“大姐，你拿钱来，我去帮你买饭票。我带你到食堂去吃饭。”他没想到，这样级别的干部，早有人在饭店为她安排好了晚餐。
不合时宜的人
40年前，刘炳华还在上海崇明农场做插队知青，当过农民、食堂采购员和养猪场接生员。
他的偶像是张志新烈士，还专程去张家探访过。张志新案宣判时，刘炳华听说，有个法官被要求判张志新死刑，他不愿意，宁愿把大盖帽摘掉。受这个故事影响，回城分配工作时，刘炳华的志愿是去检察院。
这份“主持公道”的理想，贯穿了刘炳华的职业生涯。他刚工作时，家人一度喜欢打麻将，但在刘炳华下班前，牌桌一定得收好，否则他看见就要管。
他的业余生活也是工作，插手“两梅案”后，他在家庭聚会的餐桌上，滔滔不绝地谈论案子，以至于“两梅案”成为全家人共同关注的话题。刘炳华妻子回忆，他很少管家里的大小事务，甚至过年时都留在单位加班，是个典型的工作狂，“有时候觉得他是个疯子”。
对工作的狂热，甚至到了古板的程度。他给四弟刘炳耀发短信，平时称呼“阿四”，但讲到“两梅案”，称呼切换成“尊敬的炳耀弟”，再加一句“真诚地感谢您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我会永远记住您”。
刘炳耀拿着手机哭笑不得，“难道我是外人吗?”
在同事眼中，刘炳华是一个体制内的异类。“毕竟在体制内，很多人办什么事请，要看领导的意思，但刘炳华不是，他认真，只认道理”，刘炳华的前下属林雨(化名)回忆道。
她曾撰写了一份关于卖淫嫖娼的调研报告，在内部引起不少争议。让她意外的是，刘炳华问清楚报告数据无误后，并没有反对，“对一个新手来说，还是蛮受鼓舞的”。
“一根筋”的刘炳华，一度被领导和同事认为不合时宜。在上世纪90年代，刘炳华的工作岗位由刑事检察转为做机关行政事务。某种程度上看，他被体制边缘化了。
刘炳华是上海市检察院的第一批研究生，同批读研的同事多被委以要职。“他性子太直，领导可能不喜欢。”刘炳华的一位同事说。
在机要科，刘炳华没闲下来，他连出了四本书。2006年出版的《情系黎民》里，他总结了160个冤案，开篇就是佘祥林案。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听说被称为“沪版佘祥林”的“两梅案”另有隐情。
两梅案，原是轰动上海的一桩大案。
1995年7月6日，上海工人梅吉祥发现妻子顾黎敏昏迷在地，“下身衣物不整，头面部多处受伤”，梅将妻送至医院，经抢救脱离危险。4个月后，顾黎敏指控丈夫梅吉祥是凶手。经过7个小时的首场审讯，案子被确定为故意杀人，随后，梅吉祥供出了双胞胎弟弟梅吉杨。
案发时，“两梅”都只有38岁，顾黎敏39岁。梅吉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梅吉杨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此案被评为1997年上海市市级机关百件好事之一，并入选《资深检察官办名案》一书。
两梅案之后，顾黎敏搬了家，与女儿梅华(化名)也断绝了来往。梅家的邻居中，正好有人是刘炳华的农场同事，便找到刘炳华，请他帮忙。
这个案子，明显不属于负责行政事务的刘炳华的工作范畴。梅家找上门来之后，刘炳华曾与同事们讨论过这个案子。他认为，案子最大的纰漏在于，两梅的作案动机、作案时间均成疑，现场也没有留下两梅的指纹等证据。
而法院判定两梅有罪的最重要证据，就是被害人顾黎敏的直接指控。
“刚开始，他的态度只是怀疑，后来，越来越觉得这个案子有问题。”同事许坤回忆。
刘炳华态度的转折点，发生在2006年6月，当时刘炳华几经周折，带着梅华找到顾黎敏，对方要求梅华承认父亲是凶手，还打电话报警。
随后，刘炳华又有发现。他翻阅卷宗，顾黎敏当天要去远在郊区的外高桥。按当时的交通条件，肯定要有车来接，经过多次调查，他找到了存在种种疑点的舒某，并和他当面对质。
与时间赛跑
“刘炳华这个人非常的正、非常纯真”，上述最高检那名局级干部对南都记者说，她认为刘炳华与浙江张氏叔侄案中的检察官张飚很像，“两个人都没什么私心”。
刘炳华把两梅案的材料收集起来，装订成200本册子。这些材料一个书柜挤不下，他干脆搬到了床上。每天和这些疑案材料睡在一起。
在农场插队时，有一次刘炳华为食堂买猪肉，路上，自行车陷在泥沼里，这个瘦小的年轻人，用扁担扛了上百斤猪肉，回程走了3小时。他有自己给自己加油的办法———眼睛盯着前方的电线杆，目标永远是下一根。
与当年的处境类似，刘炳华追查两梅案这条路并不容易，但他务实，扎扎实实地调查、申诉。身为一名高级检察官，他更熟稔司法体制的运转规则。
起初，他有意回避媒体，通过体制内的渠道申诉。他通过校友、朋友等关系，向检察系统的高级官员寄送材料。在上海市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石祝三的葬礼上，刘炳华曾跑去与石的家人握手，后者告诉他，“你的事情我父亲都知道，还说如果是错要快点纠。”
2013年，浙江张氏叔侄案的翻案给了刘炳华巨大信心。他也把希望投向了媒体。通过《南方周末》等媒体报道后，上海市检察院也启动了重新核查，但近10个月的重新核查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
今年1月29日上海市检察院公布了33个字的核查结果：“经过对梅吉祥、梅吉杨案(两梅案)全面认真核查，未发现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错误。”
今年8月，中央巡视组来上海，刘炳华和梅家家人去了好几次，终于得到回应，此事“已转交上海高院处理”。上海高院信访接待室的答复则是，将在今年10月19日之前给予回应。
对刘炳华来说，这算是小小的胜利。追查了8年，他有些疲惫，但更多的是焦虑和紧迫感，明年7月，该案将结束20年的追诉期效，假如两梅案存在其他的真凶，也很难得到法律制裁，“现在这条路，我必须走到底”。
他专程去了浙江余杭杨乃武小白菜的纪念馆，寻找精神动力。“两个案子太像了，两梅案比杨乃武、小白菜还要冤。”刘炳华坚持认为。
8年来，他逐渐获得更多的理解。上个月，他去检察院开会，讲到此案，几个老同事站起来，自发为他鼓掌。“支持他的人越来越多”，同事许坤坦言，“在检察系统，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案子有很多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