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近我国《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61%的“红线”。
石油对外依存度攀升，人们对能源安全的“恐慌”加重。然而，石油对外依存度并不完全等同于能源安全程度，从国际经验来看，也不存在绝对的、不可逾越的能源安全“生死线”。
事实上，受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不均衡性的影响，很多发达国家的石油对外依存度高得惊人。最典型的如日本，因国内资源匮乏，日本的原油只能依赖进口，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100%，但通过供给多元化、发展新能源和提高能效等多项举措，依然有效地保障了能源运行平稳。
由此可见，虽然石油对外依存度高企会潜在地带来资源地政治经济风险、运输风险和价格波动风险，但并非必然导致能源不安全。能源安全主要取决于我们在油气源组织、运输、金融等相关服务以及能源战略储备等各环节上，是否具有足够的应对国际市场风险的能力。倘若应对能力强，对外依存度即使高一些，能源供应安全仍有保障。
不过，尽管近年来我国应对国际市场风险能力稳步提升，我们不必过于忧虑石油对外依存度攀升，但也不能全然置之不理。这是因为，我国不仅石油对外依存度高，石油净进口量也高。正是这种“双高”特点，加剧了我国能源风险。据《BP2013年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2012年我国石油净进口量日均增长61万桶，占全球增量的86%。而日本、德国虽然石油对外依存度高，但净进口量呈逐年下降趋势。再退一步说，能源安全是指以可承受的价格获得持续稳定的资源，由于我国目前尚无油气定价的话语权，只能被动接受高油价，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必然会对社会经济稳定持续发展造成风险。
今后，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推进，多家研究机构预测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和净进口量还将继续走高。那么，要摆脱这种石油对外依存度“恐慌症”，除了要理性看待对外依存度，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积极探索可持续的能源安全路径。
首先在能源消费方面，必须坚持节能优先的能源战略，杜绝“一边拼命进口、一边不停浪费”。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控制能源消费总量”要求，将从敞开口子供应能源，转变为保供应和控总量相结合。为达成这个目标，短期内可以依靠行政手段，长远来看必须依靠结构调整，包括经济结构、能源结构及一系列宏观管理目标的调整，如改变“唯GDP论”、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近期我国正加快推进资源品定价市场化改革，修正偏低、失真的资源价格，更加真实地体现资源稀缺性，促进企业和公众节能。
其次在能源供应方面，必须立足国内，开发新油区、稳定老油区，力争国内油气产量和储量稳定增长。加快向深海和非常规资源进军，大力推动新能源发展。保障能源安全要着眼未来。除了常规油气资源，我国致密油、页岩气和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潜力巨大，随着开发技术突破，预计到2030年将占油气总产量的1/3。当务之急是要尽快解决适应这类资源开发的产业政策、资金、高新技术和基础设施需求。与此同时，能源企业要更深入地参与国际能源合作，坚定地实施多元化战略。能源消费对外依存度的增长未必会带来能源安全形势的恶化，关键是要跳出以中国本身为关注点的区域视野，将能源安全放到更广阔的全球范围内，树立相互依赖型能源安全观，在能源行业改革和国际合作过程中提升应对能力。
最后，应高度重视能源战略储备体系建设。2013年，我国已经形成4.32亿桶石油储备能力，据专家估算能维持40余天，而发达国家的石油战略储备都在90天之上。对我国而言，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天然气储备。2013年我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首破三成达到31.6%，成为全球第三大天然气消费国，而现阶段我国商业储气才具雏形，战略储气库建设也还刚刚起步。由于今后我国天然气消费将高速增长，对外依存度也将不断攀升，同时考虑到天然气和居民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提前建设国家与企业相结合，外资与内资、国企与民企共同参与，战略储备与商业储备兼有的天然气储备系统尤为重要。
